陶铸是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陶铸不仅关心知识分子，还非常重视岭南的文教工作。他是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许多安排好的建设项目被压缩。在院校和专业调整中，一些高等院校或撤并或搬迁。暨南大学原创办于南京，历经多次迁徙，后来又与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合并。在1957年5月广东省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有不少归国华侨政协委员建议筹办一所新型的华侨大学。这一建议得到了陶铸的大力支持。
1958年，有关部门决定在广州重建暨南大学，陶铸亲自主持了学校的筹建工作，并兼任校长。尽管身兼数职，公务繁忙，但陶铸仍从多方面关心学校的发展。在陶铸的领导下，重建后的暨南大学各方面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到1960年，暨南大学已初步形成一所文理科兼备的综合性大学。暨南大学成为新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府，也是新中国第一所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大学。陶铸为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可以说“没有陶铸办不成暨大”。
陶铸十分重视农村基层文化建设
1965年6月他在接见“乌兰牧骑”巡回演出队时，鼓励农村筹办“乌兰牧骑”式的文化轻骑队，要求这样的队伍能进行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性演出，活动方式要轻便灵活，人员要一专多能，真正深入农村。他还就办好省一级党报的“农民版”、做好农村电影和幻灯放映等工作提出要求，促进了农村基层文化建设。陶铸同志的这些论述和提出的措施，对当前加强基层文化建设仍有指导意义。
陶铸对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和改进公费医疗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积极探索
1965年8月他在接见广东省、广州市和中山医学院医疗队时指出，医生、医学和卫生要为农民服务，当然城市也需要，但最迫切的还是农村。对于当时的公费医疗制度，陶铸同志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认为公费医疗制度本来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险，但是实行起来还有不少毛病，甚至助长一部分人成了“吃药专家”，药物的浪费也非常严重，要设法加以改变。这些认识和思想与我们今天进一步重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公费医疗制度的做法是一致的。
陶铸协助周恩来总理为限制、减少“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冲击和损失做了很多有益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陶铸同志经常是通宵达旦，协助周总理处理来自各方面的问题。遵照周恩来和邓小平同志的意见，陶铸同志直接参与主持制定了《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以及随后制定的《补充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大抓生产，“文化大革命”不要在全国所有厂矿一哄而起。这两个文件的下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对城乡生产的破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的损失。为了防止农村混乱的蔓延，陶铸同志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于1966年秋季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号召各地农村“一定不要误农时，集中全力，抓好今年的秋收”，提出“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那些地方去干预他们的工作部署”。社论发表后，陶铸同志又根据中央办公会议的精神和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即“工业六条”）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即“农村五条”）。这两个文件对缓解当时工交战线和农村的混乱情况，尽量维持工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建设事业基本正常地进行发挥了积极作用。
（转自好搜百科）